经典阅读最大的特点除了开云中国网站通过文本细读达到深度阅读之外，还非常个人化、非常个性化。我 kaiyun 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时代，强调经典的阅读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对现在的读书状态有两个忧虑：一个忧虑是大家不读书，另一个忧虑是大家即使读书也只是网络读书。网络阅读有它的优越性，我称之为“短平快”。在信息爆炸的当下时代，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亲近的方式取得尽可能多的信息，当然有很大的意义。但网络阅读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缺乏深度，会导致人的精神的平庸化；另一个是网络阅读是群体性的，缺乏个体性、个人性的阅读，是容易趋向潮流，容易倾向于时髦，被时髦所裹挟，这就需要经典阅读。经典阅读的最大特点是深度阅读，而且是人性化、个人化的阅读。
比如我曾经说过，鲁迅作品不能只是默看，非得朗读不可。他作品里有那种有韵味、那种浓烈的而又千回万转的情感，那里面不可意会但能言传的东西，都需要朗读来触动你 kaiyun app 的心灵，通过朗读来进入情境，来捕捉感觉，产生感悟。这样的阅读是接近鲁迅内心世界的一个最好的通道。而我所强调的是情境、感觉、感悟，就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如果说西方经典主要是通过分析来接近的话，那么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不仅是古代的文化，也包括鲁迅的文化，不能完全靠分析，而要靠感悟、情境、感觉，甚至直觉，这是进入中国经典的另外一种方式。一般人可能比较习惯用分析的方式进入经典，现在可以换一个方式——不是拒绝分析，必然会分析，但更多的，至少在开始时必须强调感觉、感悟、情境、直觉。
中国传统教育是这样的。启蒙的时候读《论语》，不是讲《论语》，就是读、背，通过读获得感觉，通过背，体验那些东西。读了、背了，进入到你的生命里，然后分析，这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也提示我们这是进入经典的另外一种方式。
经典作品得一点一点地看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世界，这告诉我们经典的阅读需要深度阅读，而深度阅读就是文本细读，通过文本细读达到对经典作品的一个深度了解。这涉及到经典阅读的特点，我认为经典阅读最大的特点除了通过文本细读达到深度阅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非常个人化、非常个性化。也就是说不同读者对经典有不同的进入方式，因此也有不同的理解，也有不同的发挥。
我强调“发挥”，也就是说阅读经典不是被动的过程，而是要有我们的理解及发挥。最好的经典的意义都是原创者和阅读者、研究者共同创造的，任何经典都是这样。所以有一个过程。从经典变成学说，如儒家从《论语》、《孟子》变成儒家学说，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解经者，解释的过程不是被动的，是有新的创造的，所以出现了像朱熹、王阳明这样的大家，他们是接着孔子往下讲，对孔子思想包括孔子文本通过主动的、细腻的阅读有新的解释、新的发挥、新的创造，最后成为儒学。儒学就是孔子他们所开创的，被后来的阅读者、研究者不断研究、不断发展的一个学说。
鲁迅拒绝收编，同时也绝不收编我们
只要还有等级存在，中国就会不断地有国骂
我们讨论“为什么需要鲁迅”，首先需要讨论或者明确的一个问题是：鲁迅是谁？关于“鲁迅是谁”，实际上有两种通俗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可能也包括在座诸位——所听过的毛泽东的鲁迅观：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和思想家。这“三家”并不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么一讲就把鲁迅捧到天上去了，离我们比较远。他可敬，却不可亲，也不可爱，也就谈不到需要了。实际上今天很多青少年与鲁迅有所隔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被这“三家”给吓到了。
这些年又有了新说法，就是强调鲁迅是一个好爸爸、好丈夫、好儿子。这也有很多事实作根据，但是面对这个新“三好”，我不免有一个疑惑，就是天下的好爸爸、好丈夫、好儿子多得是，干吗需要鲁迅呢？也许有人做爸爸比鲁迅还要好，所以用“三好”来说明鲁迅，同样没有说服力。
我自己对此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一方面，鲁迅不是神，他是人，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另一方面，鲁迅和我们，和我们大多数人所习惯的人是不一样的。他是一个特别的人，因为特别所以稀有，因为稀有所以我们需要鲁迅。我想起当年林语堂给鲁迅起了一个外号，说他是“白象”，大多数的象都是灰色的，鲁迅这头“象”有点特别，是“白象”。据说鲁迅非常喜欢这个绰号，当海婴刚出生的时候，鲁迅第一次作为父亲到产房抱起海婴，一边走一边念念有词地说着“小白象、小白象”，足以说明鲁迅很认可这个绰号。也就是说，他和所有的象一样，是象，但他是特别的象，是“白象”。
那么我们进一步讨论，鲁迅的特别体现在哪里。简单地说，就是鲁迅的思维方式、感情方式、思想观念、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和我们大多数人所习惯的不一样，我觉得鲁迅的特别体现在这些地方。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不妨我们来一起读鲁迅的作品，看一看属于鲁迅的观点。
很多人问我，读鲁迅作品该读什么。我经常向他们推荐两篇文章，我说你读懂这两篇，大概就懂鲁迅了。第一篇是收在《鲁迅全集》第一卷中的《论他妈的》。“他妈的”是中国的“国骂”，每个人都会骂，不过有的人公开骂，像我这样的人讲文雅，公开场合就不会说，但私下里对讨厌的东西也会说“他妈的”。鲁迅说他在农村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对父子在一起吃饭，那天的饭菜非常好吃，爸爸就对儿子说：“他妈的，你吃吧。”儿子则回答说：“他妈的，你吃吧。”这里的“他妈的”跟我们今天说“亲爱的”意思差不多。亲爱的，你吃吧。所以作为国骂，大家都非常习惯了。
但这样的国骂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也从来没有人写文章谈“他妈的”。鲁迅不仅谈了，他还要论，还做出论文，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博士论文敢以“他妈的”作为论题的。鲁迅论了什么，其实就是考证了“他妈的”作为国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骂人从来就有，中国古代就有，《诗经》时代就有骂人的，但那时候骂人不骂“他妈的”。骂“他妈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晋代，这是鲁迅考证的结果。为什么从晋代开始？晋代有门阀制度，讲究出身，你出身大家族，就一切都前途光明；你出身寒门，就什么都没有。在这种等级制度下，那些寒门出身的人当然对大家族非常不满，但又不好也不敢公开反抗。那怎么办？只好曲线反抗，说你为什么神气，不过是有个好妈妈，那我就骂你妈，就这样迂回反抗，并从这里得到快乐。但鲁迅说这是卑劣的反抗，他从“他妈的”这句国骂里发现了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体制中的等级制度，另一个就是国民性的弱点——卑劣的反抗，而不敢真正地、正面地去反抗，并因此得出结论：只要中国还有等级存在，中国就会不断地有国骂。
我们不由地会想到今天。以前曾流行过一句话：“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则说：“有了好妈妈好爸爸，走遍天下都不怕。”而且这种等级制度正在固化，富二代永远是富二代，官二代永远是官二代，穷二代永远是穷二代，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国骂“他妈的”。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国骂本来是个司空见惯的东西，我们平常都习惯了，没有任何人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但是鲁迅提出了怀疑，而且他不但怀疑了，还把问题开掘得如此之深。这样的文章，这样的思维，除鲁迅之外不会有第二个人，所以《论他妈的》这篇文章从此成为绝学。这是第一篇文章，可以看出鲁迅在思维方式上的特别之处。
有些人开始说假话时很勉强，讲多了便以为是对的
第二篇文章的题目也很怪，叫《我要骗人》。很多人都认为鲁迅是说真话的，鲁迅自己说，不，我并不想讲假话，但是我并没有把我心里想讲的东西全部说出来。因为我心里想的东西太可怕了，稍微讲一点，人们就会说鲁迅多冷酷。鲁迅说，如果有一天我把心里想讲的话全都说出来，还有人愿意接近我，那么这个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所以可以看出鲁迅是有所讲而有所不讲，并没有把想讲的话全部讲出来。
鲁迅还公开承认，在一定的条件、环境下，他还要骗人。鲁迅讲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有一年冬天，他从家里走出来，在门口遇见一个小女孩。因为那时候有很多水灾，这个小女孩正在为灾民募捐。这个小女孩见到鲁迅就抓住他的手，说先生给点募捐吧。鲁迅做何反映呢？鲁迅知道，当时社会正处在国民党的腐败时期，小女孩辛辛苦苦募捐来的钱是不会落到灾民手里的，一定会被那些水利局的老爷们给贪污掉。因此在他看来，小女孩募捐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这是鲁迅心里想讲的话，但是鲁迅说，我能把这个话讲出来吗？我能对小女孩说，你这样做是没意义、没价值的吗？我看到她渴望的、热情的眼光，我就说不出话来。我不但不会对她说出真话，相反我还要骗她，说小女孩，你做得非常好，我感激你。然后鲁迅从兜里拿出一大把钱来给小女孩，小女孩拿到钱后，紧紧握住鲁迅的手说谢谢你。小女孩的身影越走越远，她握手的温热鲁迅还感觉得到，但鲁迅觉得这温热像火一样烧灼着他的心，因为他骗了这个女孩子。鲁迅反躬自问，难道我能不骗她吗？在那个时代能够处处、时时都说真话吗？他又想起母亲：远在北方的母亲已经80多岁了，她整天念叨的是要长生不老。她对我说想要福寿，我能对老母亲说你不能长寿，你迟早会死的，我能这么说吗？我不但不能这么说，我还得安慰她，母亲你一定长寿，因为你一生做了这么多好事。但在我的内心里，我感觉我骗了母亲。鲁迅由此得出结论，现在还不是披沥真实的时候，因此我时刻要说谎。
不知道诸位听了这个故事怎么想，我听了之后非常受震动。能够公开说真话的人固然了不起，但能够像鲁迅这样，如此真诚、坦率地承认自己也骗人，恐怕更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也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能够说真话吗？
这个问题涉及我们的言说方式，鲁迅因此写过一篇文章，收在《野草》里面，名为《立论》。其实我们讲话每天都是在“立论”，鲁迅在文章中提到，自己曾梦见在一个课堂里，一个老师正在教孩子们怎么立论，然后这个老师就说了一个故事——有一户人家生了一个孩子，过满月的时候请亲戚们来做客。有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结果招致一顿好打；另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升官，他得到了众人的欢呼。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说真话的遭打，说假话的受到欢迎。然后学生就问，老师，我既不愿意说假话，但也不愿意说真话被打，那我怎么办？我怎么立论？老师对他说，你就这么回答吧：“哎呀，这孩子，你瞧他多么哈哈哈哈。”
文章中提出了三种说话的方式。第一种，按照事实说话，说真话；第二种，按照别人的需要说话，说假话；还有一种，说模棱两可的话。我读到这里很受震动，其实我们在座的诸位，恐怕每天也都面临这种选择——说自己心里想说的话，还是按照别人的要求来说话，或者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其实人的言说方式，即所谓立论就这三种，没有第四种。每个人都面临一个言说方式的问题，谁也不去想它，谁也不敢去正视它，但是鲁迅想了，正视了，他提出来了。鲁迅的特别就特别在这里。
这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那是很多年前，我收到一位大学生的来信。这位大学生马上就要毕业了，但毕业的时候老师提出条件，让他必须对某一问题表态，不表态就不能毕业。但他实在不愿意表态，他问我说，钱老师，你说怎么办？坦白说我收到这封信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好像可以这么说，你不能说假话。但是我一想，我已经当教授了，他连大学还没毕业。我说这话倒是轻松，但这个年轻人如果听了我的话，他就不能毕业，甚至连工作都没有了，这怎么行。我不能对他说这样的话，那怎么办？我反复考虑，想到鲁迅对此的看法，向这位大学生讲明三点：第一，说真话本来是一个人的基本道德，但是在中国说真话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因此作为学生，作为年轻人，你要追求最高境界，要尽可能地说真话；第二，有时候真话说不了怎么办，你可以沉默，不说话，不表态就是了；第三，有时候不表态不行，你必须说话，而且必须说假话，怎么办，那就说假话。
但是说假话有三个条件，也是三个底线：第一，必须分清是非，认识到你这次表态是错误的。这话讲起来简单，但在生活中，有些人开始说假话时很勉强，后来讲多了便认为讲假话是对的。现在很多人理直气壮地讲假话，不去分清是非，你必须分清楚，讲真话是对的，讲假话是错的，这一点你心里要明白；第二，说假话必须是被迫的，不能主动去为了自己的私利说假话；第三，说假话绝对不能伤害到第三者。比如说你可以说假话表个态，但你不能说其他人的坏话，不能去检举别人，那绝对不行。这就是我在鲁迅启发下得到的三条认识：一、尽量说真话；二、不说话；三、说假话，但要有三条底线。
鲁迅是如何看待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和爱国的？
下面我们再看看鲁迅对公认的价值观念，即对所谓的公理、公意或定论的看法。在一个社会里，比如我们的社会，会有很多公论，如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和爱国等，这些都是公认的价值观。鲁迅对这些公认的价值观持有怎样的态度？
先说科学。鲁迅早在《科学史教篇》一文里就说过，科学尤其是西方的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他非常强调科学和科学思维。但在肯定科学意义的同时，鲁迅又提出警告：如果把科学当成一种宗教，陷入科学崇拜的陷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陷入了唯科学主义，那么就可能使人生陷入枯竭，就会缺少一种美感，一种特别的想象力，以及一份人类自身所拥有的情感。当你过分理性化以后，一切都是理性思维，你就会压抑人的非理性——例如一些根本性的记忆、情感和思维。所以鲁迅说，我赞成科学，但是对科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充分理解，这是鲁迅的科学观。
民主。鲁迅当然是民主的支持者、鼓吹者，但鲁迅也提醒我们，民主有一条基本原则叫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可能会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这也很好理解，比如说网络的兴盛显现了民主的发展，但也会造成“网络暴政”，对此大家应该都有体会。所以说鲁迅在肯定民主的同时又质疑民主。
平等。鲁迅作为左翼知识分子，当然强调平等，但他也提醒我们，平等绝对不是平均主义。如果你强调平等，把一切都削平，你把最高的砍掉了，最低的也上不来，反而会造成新的社会问题，甚至带来新的社会灾难。所以对于平等，鲁迅也是既要肯定又有质疑。
自由。鲁迅当然强调自由，有记者曾经问过鲁迅，说如果你现在面对一个中学生，你准备对他说什么？鲁迅说，我要对他说，第一步要争取言论自由。但鲁迅同时提出来，自由和平等可能是矛盾的。他批评当时的自由主义者，说你们讲自由是对的，但如果过分强调自由，陷入纯粹的精英意识，就有可能忽略社会平等。
还有爱国。鲁迅当然是爱国主义者，这里也可以讲一个故事。鲁迅临死之前，曾托他的三弟周建人带一封信给二弟周作人，这可能是周氏兄弟间的最后一次对话。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的高潮时期，鲁迅在信中说，他注意到北方的很多教授都在救国宣言上签了名，但周作人没有签。鲁迅当然理解周作人为何不签，因为他觉得在这一点上他和周作人是一样的，救国主要是政府的事，过分打民意牌来救国是不行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签名并不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鲁迅是理解的。但是他提醒二弟，这是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存问题，一个知识分子在民族生存问题上态度是绝对不能含糊的，你必须坚持爱国主义，这恰好击中了周作人的要害。
周作人的思维方式强调个体的人，强调世界的人，却恰恰忽略了作为社会的人，作为民族的人。在周作人的观念里，一边是个人，一边是世界，却没有社会和民族的位置。这也说明了周作人最后成为汉奸的内在原因，他为了救赎自己，而不惜牺牲民族的利益。鲁迅在这里提醒我们，在存在着民族、国家观念的现代社会里面，每一个国民包括知识分子，不管有怎样的理想信念，都应该有基本的民族立场，都应该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这一点上鲁迅是不含糊的。但按照他的思维习惯，鲁迅也对过分宣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鲁迅要人们警惕那些爱国的自大家。他举例说，当时有这样一些言论：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外国文明虽然好，但中国的精神文明更好；外国人的东西中国早就有过；外国也有叫花子，因此中国最好。鲁迅说，这样的人完全不看自己民族的弱点，表现为“爱国的自大”，因此拒绝改革。中国现在第一了，还改什么？然而不改革，中国就会走向灭亡，所以鲁迅把这种爱国者称为爱亡国者，爱的是亡国，不是爱国。鲁迅提醒人们，别看外国人总说中国好，其实是希望中国成为他们玩耍的工具，所以对这种外国人要保持必要的警惕。
鲁迅还提出了另一个命题。1934年，正是中日关系最紧张的时候，鲁迅写文章说我们要向日本人学习。他说不管日本人有多少毛病，但“认真”这一点很值得中国人学，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认真。当时日本正在侵略中国，鲁迅提出这个命题很快就遭来一顿臭骂。鲁迅从此带着汉奸的帽子，一直戴到今天。其实鲁迅是对的，两个人如果打架的话，你怎样才能完全把对方打垮，只有把他的优点学过来，才能彻底地战胜他。鲁迅这种敢于向敌人学习的态度，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而那些拒绝向敌人学习的人，恐怕很难说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这也引申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中国人如何和外国人相处。鲁迅说，中国人之于外国人，历来就有两种称呼，一个叫他禽兽，一个叫他圣人。当自己软弱的时候，就把外国人当作圣人捧起来；当自己强大了，就把外国人看作禽兽。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没有真正的民族自信力，只好在自卑与自尊之间来回摇摆。鲁迅提醒我们，在强调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同时，必须要警惕这种极端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发展到极端，就可能变成一种非理性；而陷入一种非理性的思维和情感中，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
由此可见，鲁迅对我们习以为常、从不怀疑的东西，如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爱国，都持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态度。他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认，而是在肯定中有否定，在肯定中有质疑。他强调既要吸取这些价值观念，同时也要保持质疑。要在吸取与质疑、肯定与否定之间不断旋转，从而使自己的思考逐步深入。这是一种我称之为鲁迅式的、既有坚守又有质疑的思维模式。
鲁迅针对报纸宣传的观点，在今天的网络时代仍然适用
我们再来看看鲁迅对伦理道德的看法，这在今天也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大讲孝道，其中有一个观念叫“报父母之恩”。鲁迅对此提出质疑，他说得很坦率，我想今天还是会让一些人难以接受。父母为什么生孩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要延续后代，延续生命，另一个就是想要性交。为了满足性交的欲望而生下你来，有什么恩可谈。这是一个自然的生命过程，而有恩是什么意思呢？这背后隐含着一种“因为我生了你，所以我有权利支配你”的逻辑。我有“恩”于你，因此你必须服从我，这完全是一种父权主义的思维，把父子关系变成权利关系。鲁迅所要质疑的正是这一点。
鲁迅说，你去看农村的家庭主妇，她在哺乳婴儿的时候绝不会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爱他的子女，也绝不会想到他是在放债，将来孩子长大了要还债。所以鲁迅说，实际上这都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超越交换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天性的爱。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都是出于人的本性，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而所谓的孝道、报恩，实际上是一种权利关系。这种话现在讲起来可能还是会让很多人觉得大逆不道，居然敢说父母对子女没有恩。
还有我们觉得更难接受的，是鲁迅关于爱的说法。《野草》中有一篇文章叫《过客》，其中有一个细节非常有意思。有一个过客，一直一个人往前走,前方有他所要追求的东西，他走着走着，最后走累了，流血了。这时他遇到一个小女孩，出于对这个过客的同情和爱，小女孩拿出一块破布给过客，说请你包扎一下伤口吧。我们看这个过客是怎么反应的：他先是非常感动，立刻接受了这块破布，连声说谢谢。因为过客这样孤独的战士，内心里是渴望别人对他的同情和爱的。但过客稍想片刻后，又坚决地把这块破布还给了小女孩。他说我要拒绝你对我施恩；我不但要拒绝你对我施恩，我还要像老鹰一样在你的周围盘旋，祝福你早日死亡。这就不能让人理解了，他不但拒绝爱，还诅咒爱他的人。
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鲁迅的好朋友许寿裳的。许夫人去世时，鲁迅发去了一封唁电。他先对许夫人的去世表示悼念，这是人之常情，但接着又说了一句话，他说反过来想，嫂夫人这么早去世，可能对你孩子将来的成长是有利的。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个大学生写信给鲁迅，说他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为什么要拒绝爱，甚至要诅咒爱？鲁迅说，非常简单，比如我们两个人彼此不认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感情纠葛，有一天我们在战场上搏斗的时候，我可以毫不犹豫地一枪打死你。但现在我们认识了，以后我们两个短兵相见的时候，我就不忍心开枪了。这样的情感纠葛，包括父母对子女的爱，会妨碍一个人的独来独往，妨碍一个人做出自己独立的选择。比如说，我的老母亲在北京，她时刻关心着我的安全，因此我在上海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母亲的反应。如果没有对母亲的爱，我在上海可以做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有了母亲的爱，她成了一种束缚，就使得我在做选择的时候不能不多些犹豫。
鲁迅说人的独立选择，常常因为爱而受到挫折，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命题。但其实在座的诸位应该很能理解这一点。我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中学生，中学生到了高中，到了高二、高三的阶段，他要告别童年的生活，常常会有一种脱离父母的欲望。他要摆脱父母对他的束缚，所以此时子女和父母的关系非常紧张。从孩子的角度说，他要求独立；从父母的角度说，父母对孩子有着过分的爱，而这种爱又常常建立在不了解孩子真正需求的基础上，反而成了对孩子的束缚。有一个说法叫做“爱的专制”，认为爱有亲和的一面，也有专制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学生要想摆脱父母的束缚，其实是一种内在的反抗，想要摆脱爱的专制，而父母却不理解孩子要求独立的愿望。这种思维方式有时很难让人接受，但也可以从中看出，鲁迅是真正懂得人性，以及人性中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
我们再来看看鲁迅是怎么看待中国人的言说的。他对中国人的言说，包括报纸上的宣传，有两句概括：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是做戏的虚无大国。中国人最会做戏，最会玩弄文字游戏，我看了很有同感。汉语可以说是全世界最灵活的语言，任何事情不好提，用汉语一说就变好了。比如说失业，我们不叫失业，叫待岗，一听待岗，就说明有工作的希望，好像问题就不严重了。这就是中国语言特有的灵活性，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游戏性。鲁迅因此提醒我们，在听中国人讲话、看中国人写文章的时候要注意，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比如说我要做什么，其实并不准备做；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要做那样的；有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还有一声不响就做了的。听到这样的讲话或宣传，如果你真的相信了，用鲁迅的话说，你就是个笨牛；如果你还把别人说的话认真做起来，那就是不合时宜。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说谎，但每个人都做出一副相信他说谎的样子，这便是游戏规则。如果你说破了，你反而成为公敌。
如何看待报纸的宣传，鲁迅也认为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往往它拼命说什么，反而是因为它缺什么。鲁迅举例说，我们平时不会想起自己的额头或肚子并因此对它们进行特别的保护。但有一天他头疼或者拉肚子了，便会到处讲我们要注意安全，注意卫生。如果听到这些话就以为这个人是个卫生家，你就上大当了，所以鲁迅说，缺什么才讲什么。由此鲁迅做出一个很惊人的判断，他曾经写过一篇杂文，我觉得很值得一读，题目又怪又长，叫《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为什么说孔夫子有胃病呢？因为孔夫子有一句话叫“食不厌精”，说明他注意到吃饭要精细，那就是他有胃病，这还是小事。大事怎么看报纸宣传呢？鲁迅说他有一个经验，就是正面文章反面看。它越说什么就证明它越缺什么，这样看报纸太可怕了。报纸上登出某某国军在某地和日军奋战多少天，歼敌多少人，你一看就明白了，正面文章反面看，根本没打。报道宣传说日本某要人到中国访问，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你反面看，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阴谋。
我觉得不仅是报纸如此，现在的网络也是如此。近年来西方学界有一个说法叫“后真相时代”，也就是说现在就没有真相了，报纸上讲的很多都是假的，网络上很多也都是假的。所以我最近跟一个大学生谈话，我说你看网络消息，千万别随便义愤填膺地表态，你可能义愤填膺表了半天，最后一听是假的。进入后真相时代，对于所有的问题，包括别人讲的话、宣传的话、网络上的话，都要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判断，不能随便轻信。但是反过来也不能随便怀疑，报纸不能全都说假话，有时候也会说真话，如果什么都正面文章反面看，就会陷入虚无主义的困境。
曾经阔气的人要复古，正在阔气的人要维持现状，还没阔气的人要改革
鲁迅还对很多我们的思维定式，以及成为一种感情选择的东西提出了质疑。比如人们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总有一种倾向叫避重就轻。回忆童年时总是只能想起自己最好的一面，同学聚会时的怀旧也都是讲当年如何好，从不讲让人不愉快的事情。我听过一些老红军演讲，从来只讲当年打仗如何勇敢。我这个人受鲁迅影响很深，我心想你没打过败仗么，你大部分时间都应该是打败仗的，打胜仗是少数。但是他们从来不谈败走麦城，只会谈如何过五关斩六将。这是可以理解的，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的，这是一种本能的思维和情感选择。
但是鲁迅对此提出了怀疑。他问了三个问题：第一，童年就这么美好吗？他写一过篇文章叫《风筝》，现在编入教材了，不知道在座的朋友们看过没有。鲁迅回忆童年回忆什么？他不回忆最光彩的事情，就回忆他做的一件错事，他把弟弟的风筝给踩了。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童年的时候也都做过类似的事情，但是所有人都不会去谈，只有鲁迅谈，而且提升到一种高度，说这是对弟弟精神的虐杀，而且还不给自己后悔的机会。当我发现自己后悔了，想跟弟弟一起放风筝，但是放来放去放不了了，两个人都老了，还放什么鬼风筝，然后我对弟弟说，对不起，我当年踩了你的风筝；弟弟说，真的吗，我早忘了。连道歉都不行，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一个痛苦的经历。在座的朋友们大概都写过回忆童年的文章，有哪个像鲁迅这样专门写自己最痛苦的事情呢？
人们总是想象未来会有一个黄金世界，总觉得现在的世界如何不好，未来的黄金世界、乌托邦世界又会如何好。当人们不满意现实的时候，就会寄望于幻想中的乌托邦世界。鲁迅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黄金世界里就没有黑暗吗？照样有黑暗，而且还会有死人的情况。鲁迅对人的历史做过这样一个概括，很有意思：曾经阔气的人要复古，正在阔气的人要维持现状，还没有阔气的人要改革。这三种人是永远存在的，只不过阔气的概念不一样。20世纪80年代万元户很是阔气，但现在万元户已不算什么了。未来即使进入了黄金世界，还是有这三种人，过去好的、现在好的，还有现在不好的，这三种人之间必然会发生矛盾，而那个掌握了权力的人、维持现状的人，常常要把改革的人清除甚至杀掉，所以鲁迅说黄金世界有新的黑暗，甚至有新的死亡。
我在养老院生活，养老院里的老人经常讲一句话：我活够了，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但是鲁迅问，人死了就能了一切吗？他有一篇非常奇特的文章——鲁迅有很多奇文，我也向大家推荐——收在《野草》里，叫《死后》，是非常有想象力的一篇文章。他说我死了，死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的运动神经死了，不起作用了。但是如果我的感觉神经还在，我会有什么感觉，大家不妨设想一下。鲁迅说，我躺在地下，上面有独轮车走过，有汽车走过，压着我的头，压得我的牙龈都发酸了，但我不能反抗，不能动。这时候一群人走过来，大概是相当于我们今天开追悼会。一个人说：“他死了！”这个人用了叹号，很高兴，他死了！一个人说：“他死了？”用的是问号，很惊奇。还有一个人说：“他死了。”用了句号，很平淡。人们对待死亡，或者表示高兴，或者表示惊讶，但我是感到愤怒，我死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你们活着的开追悼会，无非做戏给活人看，我却气得快昏厥过去了。这还不算，还有一个小蝇，在我旁边绕来绕去，我不能动，就让它嗡嗡地叫着：“哎呀，祝贺你死了，你该死。”我愤怒地想赶走它也赶不走，它还在嗡嗡叫，真是彻底愤怒得昏厥了过去。鲁迅由此得出结论，死亡不是不幸的结束，而是新的更大的不幸的开始。这跟我们习惯性的思维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人让我在养老院里讲鲁迅，我说我不能讲，我讲这种问题，那老人不气死了，但我要讲鲁迅就得讲这个。
鲁迅是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人，因为他的思维太怪了，太反常了，太超出我们习惯的事物了。人们美化过去，美化未来，美化死亡，其实不过是想找一个精神的避风港而已。但鲁迅恰恰不允许我们有这样的避风港，任何地方都不能避风，你必须正视现实，正视现实的不幸、不满和曲折；你只有一条出路——正视，而不能逃避。这跟我们大部分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当一个人春风得意的时候，大概是不需要鲁迅的
因此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鲁迅是谁？他是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他对一切公理、公意、共识、定论都提出质疑和挑战。对于主流意识形态以至整个中国文化而言，鲁迅都是一个异端、少数、边缘的人物。但同时，他也成为整个中国文化里面的另一种存在，正因为是另一种存在，才有了另一种可能性。
然而我们中国是讲究道统、法统的，中国文化也是同化力极强的一种文化，因为中国文化不允许异端的存在，所有的异端都会被扼杀掉。中国的老百姓也习惯了在大一统的文化统治下，从来不提出任何怀疑，从来不考虑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存在。因此鲁迅这样一个怀疑主义者，一个处在体制外边缘的批判者，是十分难得而重要的。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多亏有了鲁迅，或者其他一些异类，才形成某种张力。文化发展要有张力，只有一种是不行的，不管这种文化多么完美，没有另外一种存在，便形成不了张力，这种文化就没有发展的余地。鲁迅所代表的，正是未经规范收编的另一种可能性；我们太容易被收编，太容易被归档化了。
所以鲁迅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我曾经有这样一个概括，我说当你春风得意的时候，你对你所接受的教育、报纸上的宣传、老师所讲的内容，你一律相信，深信不疑，没有任何怀疑，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十分满意，在这种状态下，你是不会要鲁迅的，即使读鲁迅，你也会本能地拒绝他，因为他讲的这些和你接受的、习惯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但是当你对自己听惯的话，习惯的常规、常态、定论产生了不满，有了怀疑，有了想要打破既定秩序、冲破既定命运的想法时，你就会从鲁迅那里得到启发。这就是接受鲁迅的最佳时刻。当你要突破自己，要形成另一种发展可能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读鲁迅。鲁迅对我们来说是另一种声音、另一种存在、另一种思维，也是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说鲁迅是彻底的怀疑主义者，那么这个怀疑不止是他对我们，对别人，对既定一切的怀疑，同时更重要是他对自己的怀疑。他的怀疑精神是指向自身的，这是鲁迅思想的彻底之处。所以读鲁迅作品的时候，或是真正进入鲁迅世界的时候，你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反应，一方面你发现鲁迅的很多论述都是对你曾经相信的一切的一种颠覆，因此开始本能地怀疑它，本能地拒绝它。但在你真正接受它的同时，你又免不了对他的说法提出质疑，是对吗？真的是这样吗？也就是说，在鲁迅面前你必须思考，他并不给你指出一条路来，他也不想把他的东西强加于你。
我曾经有一个研究，把鲁迅的演讲和胡适的演讲做了一个对比。鲁迅和胡适是当年最受北大学生欢迎的两个教授，根据当事人的回忆，人们对鲁迅和胡适演讲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胡适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他自信掌握了真理，所以他的演讲非常明确、非常痛快，也非常简洁、非常明了，告诉你路该怎么走，同学们跟着我胡适往前走就行了。学生听了非常兴奋，现场反应极其强烈，大家目光闪闪地走出课堂，跟着胡先生走就行了。这是胡适演讲的特色和效果。而鲁迅就不一样，鲁迅的演讲本身就充满矛盾，他刚提出一个命题，马上又对这个命题提出怀疑。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在座的有很多女性，当时有一个通行的妇女解放的路，就是走罗拉的路，走出家庭。鲁迅在演讲中也说，罗拉应该走出家庭，但紧接着他提出问题：罗拉走后要怎样？走出家庭能解决一切问题吗？鲁迅提出来，罗拉走出家庭，如果没有获得经济独立，迟早还是要回到家庭。他把他前面的命题颠覆掉，这个时候作为听众，一定会想到底对不对。也就是说，他逼着你思考，他不把现实结论告诉你，他自己也在不断地质疑，把他思考的过程、质疑的过程都告诉你，然后由你自己做出选择，自己去思考。所以听鲁迅演讲非常吃力，没有像胡适这么顺当，因为你要一边听，一边紧张地思考，他给你提供很多信息，而且是互相矛盾的各种信息、各种观点，然后你要思考到底是怎么回事。听完以后，你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有一点，跟你听之前有变化，你开始独立思考了，这就是鲁迅的意义。
刚才说到鲁迅的独立性、怀疑精神，说明他是拒绝收编，但同时他也绝不收编我们。这一点非常之重要。所以大家听名人演讲，我大概也算名人，我希望大家听我演讲的时候，千万不要被我收编。钱老师讲得好，钱老师讲得对，那不是我期待的。鲁迅拒绝被别人收编，拒绝被别的文化收编，但同时也拒绝收编他的读者。他和读者一样，都是真理的探讨者，绝不是真理的垄断者，也不是真理的宣讲者，他和我们一起探讨真理。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他使我们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
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这么讲也有片面性，所以我要质疑我自己前面的演讲。鲁迅是不是完全的怀疑主义者呢？他只怀疑，没有肯定吗？他对我们的意义仅仅在于让我们怀疑一切？他对我们有没有期待？所以我还要讲一点，鲁迅不仅讲不应该怎么做——这是他主要的讲题，他的话题主要是在讲不应该怎么做，但同时他也对我们提出某种期待，提出某种建议，而这种期待和建议对我们是有正面的、建设性的意义的。
我想讲三点，都是很结合当前现实的。第一点，我们现在很感困惑的是，如何认识中国当下的现实，中国的希望在哪里？我说中国现实是一个很奇特的社会，有人陷入了盲目的乐观，更多的人却充满了焦虑、不安，很多人都弥漫着绝望的、虚无的情绪，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看待中国的现实，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关于这个问题，鲁迅有他非常独特的思考。他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中学课本里有，可见自信力的有无，不仅在鲁迅时代，在当下中国仍然存在。鲁迅的回答是：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我曾经有个演讲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如何看待中国？一个是往上看，绝对是失望的，我自己就是这样，当我看到很多官僚的表现，看到主流知识分子的表现，也看到媒体的表现，我绝对失望，毫无希望。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据的。要往地下看，看那些真实存在中国底层，看中国土地上那些还在为中国奋斗的人。鲁迅说他们常常是不被注意的，而且是不断被抹杀的，所以看中国要看地底下的人。这样讲起来可能有点抽象，我想谈谈自己的体验。就如刚才所说，当我往上看的时候，坦白说，极度绝望，而且越来越绝望。这时候怎么办，我受到鲁迅的启发，我就往地下看。从自己作为教师的身份出发，我找到了两个群体。一个是第一线的中小学教师，当然中国的教师也很复杂，也有让大家失望的。但是我发现，几乎在每一个学校里，都有一两个，为数不多但却存在的一些真正的教育者。在现在这种艰难的教育环境下，他们还在坚持一些基本的教育原则、教育理想，精心培养着孩子，尽管作用很小，但是他们确确实实是真正的教师，我称他们为真正的教师。我认为现在的教师分为真教师和伪教师，大部分都是伪教师，但是有真正的教师。这些教师在真正地培养人，但他们也在不断地被抹杀。我的任务就是和他们站在一起。
另一个群体是来自于青年大学生中，或者已经毕业的大学生中的一些青年志愿者。当然青年志愿者也有真假，在中国什么都有真有假，有很多是御用的、被安排的志愿者，他们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我要说的是真正的志愿者，他们到农村去，真心真意做好事，真心真意为农民服务。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少，或者说比例很小，但绝对量不小。我这些年，和这两个群体——中小学教育队伍里面真正的教师以及真正的志愿者——生活在一起，我给他们支援，给他们做理论的提升，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给我一种精神的支持。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钱先生你怎么还如此乐观，我的乐观在这里，你看上面毫无希望，但你看地底下，真实存在于中国土地上的这样一些默默耕耘的人，你还是可以看到中国的希望。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很多年轻朋友，觉得自己失去了生活的目标。为什么活着？生活的目标是什么？鲁迅对这方面的看法很值得我们参考。鲁迅说，我的历史使命就是自己掮住黑暗的闸门，放年轻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在这里他提出一个理想，叫做“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觉得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生活的目标。我在鲁迅这种说法的启发下，提出了一个“健康地、快乐地、有意义地活着”的命题。年轻人的生活目标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要健康、快乐、有意义地活着，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合理？鲁迅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人的理想观、价值观的问题，对此，我还是从人性本身的特点来解释。
先谈幸福，一个人的幸福观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人既是物质的动物，又是精神的动物，所以幸福就是要在物质要求和精神要求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你完全物质化，实际上没有意义；你完全精神化，也是不可能的。怎样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中取得一种平衡、一种合理，这也是一个人的世界观的问题。再说合理，实际上也涉及人的本性，人既是个人性的动物，又是社会性的动物，就是要思考怎样在个人发展和社会责任之间取得某种平衡。
从语言的角度接近鲁迅，这是根本的途径
第三个问题，我们怎么办？这也是现实问题。尤其是在当下中国，你怎么做，做什么事？鲁迅有两个说法，一个叫要有韧性的精神，一个叫要有智慧。什么叫有韧性的精神？鲁迅有一个很有趣的演讲，他说如果你到天津去，你下了火车，会碰见天津的青皮，青皮就是有点流氓气的人。你有行李，他给你运行礼，然后你问他，我到某个地方去，运行李要几块钱。他说两块。然后你说两块太贵了，便宜点。不行，两块。然后你说我不要了。不行，还是两块。有这么一点流氓精神。有人说流氓精神不值得学习，没错，但是他这种认准目标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这个目标不用特别宏大，认准了就做，而且要非做成不可，这就是韧性精神——长期的，慢而不息。鲁迅批评说，年轻人容易三分钟热度，一切都想要赶快成功，不成功就垮台。鲁迅说认准目标之后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不吃不喝不睡拼命干，这持续不了多久。另一种则是一边干，一边照样谈朋友，照样谈恋爱，照样旅游，照样玩，在更长的时间里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把鲁迅的话做了一个概括，叫“边打边玩”。
我们的道路可以有几种走法，一种是“只打不玩”，这是每个人，包括我在内做不到的，短期可以，长期做不到，不可能。还有一种是“只玩不打”，这也是一种人生选择，你不能说只玩不打是不对的，但是我想凡是有一点思想追求的人，都不愿意完全地只玩不打。那么合理的选择就是“边玩边打”。一边玩一边打，该做什么做什么，但是该玩还得玩，这样就能持续下去。我现在就这么生活，每年都写一两篇很厉害的文章打出去，有人欢喜，有人骂，有人怕，当他们欢喜、骂、怕的时候，我根本不理睬他们，我去旅游了。等玩完回来以后，我看准了再打一篇。玩玩打打，打打玩玩，其乐无穷。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而且有可操作性。
另外还得讲智慧，打也得有智慧，看准目标打，不能乱打，不能盲动，要有智慧。智慧也有三条。第一条，要善于钻空子。体制是有很多空间的，并不是铁板一块，你怎样利用这个空间，利用这种可能性来得到发展，这需要智慧。第二条，要善于保护自己。不能莽撞盲打，有人打一次就牺牲掉了，那怎么行，要善于保护自己。还有一条，要慢而不息。中国的事不能急，慢慢做，但不休息，不停。这三点加起来，又会钻空子，又能保护自己，又能慢而不息，就像比赛一样，田径比赛中拿冠军的固然值得钦佩，但最后一个跑到终点的，能坚持到底，更值得我们尊敬。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拿冠军的料，但我们可以慢慢走，认准一个目标之后就去做。
上述的三个方面——如何看待现实，希望在哪里；如何认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应该怎么做——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无法做过多展开，但其实鲁迅这些方面的文章非常之多。鲁迅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告诉我们不要做什么，同时也用他丰富的经验和特殊的智慧，在我们彷徨、苦闷的时候，确实能带给我们启发。当然不需要按照他那样去做，但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启发。
最后还要说一点，我们讲了很多鲁迅的意义，其实大家注意，这里讲鲁迅的意义，都偏于鲁迅的思想，但还有很重要的方面没有讲，那就是鲁迅的语言文字，以及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对我们的意义。鲁迅的思想和鲁迅的文学是统一的，我曾经专门给中小学语文教师做过一个演讲，其中就强调，鲁迅是中小学生，也可以说是青年人学习中国现代汉语最好的范本。进入鲁迅的世界，首先要从文字进入。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台湾讲鲁迅和在大陆讲鲁迅有很大的不同。大陆学生接触鲁迅和台湾学生接触鲁迅有一个区别，大陆学生的脑子里很早就有太多鲁迅是某某“家”的想法，从各种“家”的角度去看鲁迅就很难接近，而台湾学生对鲁迅没有认识，就是从语言文字开始去接近他。
比如说我当时引导台湾学生读鲁迅《父亲的病》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个细节，讲到父亲临终之前，我发现父亲太痛苦了，因此产生了一个想法，希望父亲还不如早点死掉。这样一段描写，引起了一个台湾大学生的感动，他说其实鲁迅的这种想法他也有过，但是他不敢讲。但是他说鲁迅有勇气说出自己内心的感受，而且用这样美的语言来表达，他从这里懂得了鲁迅，接近了鲁迅。所以我觉得我们接近鲁迅，最后还是要通过鲁迅的语言来接触，这是一个根本的途径。
鲁迅语言的最大特点，简单来说，就是把中国现代汉语表意、抒情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周作人曾经说过，汉语有三大特点，一个是绘画性，一个是音乐性，另一个是游戏性；而这“三性”在鲁迅的著作里都得到了完美地体现。鲁迅的语言还有一个特点，大家读鲁迅的文章时常常会感觉到鲁迅的话不通，为什么？事实上，这是他打破常规的一些表达，他有意破坏语法，有意破坏我们的修辞，因为要表达一些语言难以表达的东西。鲁迅有一句话：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体验，我们真正想讲的东西，完全属于内在体验的、感情的东西，是说不出来的，说出来就变样了。这是语言的局限，语言对人的表达的局限，而鲁迅就是要挑战这个局限。他要用语言来表达一些语言难以表达的复杂的情感和心理，所以他常常破坏现有语言的规则，现有的修辞学，而创造一种非常独特的修辞，一种新的语言。这可能是鲁迅更具魅力的地方。
因此我曾经提出，要理解鲁迅的语言，不能完全靠默读，而是需要朗读。鲁迅语言的韵味，那种浓烈而又千旋万转的情感，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需要朗读才能体会，所以在我今天结束演讲的时候，我想向大家朗读一篇鲁迅的作品。我要朗读的是鲁迅《野草》里面的《雪》，没有太多准备，不一定能进入那种朗读的境界，大家姑且听之吧。
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胡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
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像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高得多，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终于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然而很洁白，很明艳，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整个地闪闪地生光。
这是江南的雪，我们再看鲁迅写北方的雪。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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